去年首次公开募股融资继续维持高位 资本市场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******
去年首次公开募股融资继续维持高位——
资本市场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
本报记者 马春阳
2022年，受多重因素影响，全球多数股市呈现震荡下行，首次公开募股(IPO)活动明显放缓。相反，我国资本市场展现出强大韧性，A股IPO募资额不降反升，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。展望今年，随着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正式启动，A股吸引力有望进一步增强。业内人士预计，今年IPO有望延续强劲势头，为科创企业和新兴产业注入金融活水。
募资额度表现强劲
Wind数据显示，2022年A股IPO上市企业达到428家(含吸收合并及转板上市)，合计融资额达到5869.66亿元，IPO融资额已连续3年突破4000亿元。相比于全球IPO市场的“黯淡”，A股IPO市场表现可谓一枝独秀，不论是上市数量还是募资额均远超全球其他资本市场。
专家认为，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、注册制改革持续推进，是推动A股市场IPO取得亮眼“成绩单”的关键因素。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认为，2022年A股IPO市场融资的强劲表现，也得益于我国积极采取货币政策、财政政策进行总量和结构性调控，为经济稳步复苏提供了有力保障。
“一方面，从流动性角度来看，去年3月份以来，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，全球多国也紧跟美联储步伐，导致全球流动性严重收紧，海外IPO呈现下滑态势。在海外流动性大幅收紧的背景下，国内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，为企业IPO融资提供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。另一方面，IPO持续升温也与国内资本市场建设愈发完善密切相关。随着注册制的推进和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，企业上市流程极大优化，IPO效率得到大幅提升。”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雳说。
“我国资本市场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，为企业IPO上市创造了良好条件。”田轩表示，例如，我国不断优化IPO发行定价和监管制度，加快完善退市机制和配套制度，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市场竞争形态、内部管理结构、风险管控等，市场整体运行环境更为稳定。
助力科创企业融资
剖析“成绩单”可以发现，科创板和创业板是IPO的主力军。按数量计算，创业板以150家领跑所有板块，占全年A股IPO的35%；科创板以124家紧随其后，占全年A股IPO的29%。
从融资额看，科创板和创业板的IPO融资额占全年A股总融资额七成以上，在去年A股前十大IPO融资中，有7家来自科创板。
“科创板和创业板先后试点注册制，意味着入口端手续简化，企业能否上市发行的决策权由市场决定。同时，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建设，两个板块定位更加清晰，对上市企业的包容度更大，上市效率大幅提升。”田轩表示。
从行业来看，2022年A股IPO企业主要来自工业及材料、信息技术及电信服务、医疗和医药、消费等行业。“科创板、创业板设立了多元包容的发行上市条件，允许未盈利企业、特殊股权结构企业、红筹企业上市，契合了科技创新企业的特点和融资需求。”田轩认为，两个板块融资额的提升将在助力创新型企业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，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活力，为高新技术企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和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提供强有力的融资支持。
陈雳表示，工业及材料、信息技术及电信服务等行业IPO力度较大，充分体现了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企业及新兴产业的支持。“当前，资本市场对于国家重点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，引导更多资源流向符合国家战略的产业、科技产业、新兴产业，对于推动重点战略产业的发展，有效推动实体经济发展都具有现实作用。”陈雳说。
IPO规模有望维持高位
2月1日，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正式启动。在业内人士看来，这将有助于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质量和效率，推动更多新经济企业登陆资本市场，今年A股IPO市场仍有望维持强劲势头。
田轩表示，今年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实现全覆盖，相关配套制度如交易机制、退市程序、权益保障机制等也将持续完善，在加强区域性股权市场、新三板与北交所、科创板、创业板等市场联动上也将进一步发力，优化中小微企业直接融资通道。在此背景下，各市场板块互联互通、错位发展的格局将加快形成，市场运行环境将更加稳健，上市发行效率将进一步提升，A股IPO将保持增长态势。
对于全面注册制正式实施后可能受益的行业，粤开证券研究院首席策略分析师陈梦洁说：“符合国家战略发展方向的高成长行业有望得到政策支持。借鉴科创板、创业板等注册制经验来看，当前注册制股票中约有96%的股票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。预计未来全面注册制将高度围绕国家战略发展方向，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、高端装备制造、生物医疗、新能源、数字创意产业等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，解决‘卡脖子’问题。”
师恩难忘******
刘末利
1960年，对于当下，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，那时从学校毕业，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，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，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，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，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，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记得1961年的春天，我奉命出差，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：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，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几十年来，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，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，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，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，更使我忐忑不安，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，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，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，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，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，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，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，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，享受龙井的美妙，一杯接一杯，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，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，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，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，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，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：“你这种身体，怎么当记者呀！”
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，算不上疾病，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，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，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，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，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，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，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，上海分社“开张”，包括分社负责人，人员只有七八个，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，又是全国工业基地；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，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，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，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，无所适从。某年，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，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，责任不在于我，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，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，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，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，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，真是醍醐灌顶！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，目的明确，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，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也是在1982年，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，明确了“面向中间，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，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，读得我如痴如醉，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，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，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，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，还当面请教，受益匪浅，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，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，我的多位老同事，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，他们是我的益友，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，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1984年底，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，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：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；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，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，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，毋庸多言。
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，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，十分难得；唯有满怀感激，永远念叨：“师恩难忘”！
(历史资料)
